孰是孰非,谁又是受害者 观电影《误杀》

  《误杀》是一部没有悬疑的犯罪片,一开始,整个案情便一目了然。
 
  影片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智斗坏警察的故事。警察局长的儿子素察,在一次夏令营活动中,强暴了小店老板李维杰的长女平平,并拍成视频进行威胁。当素察欲再次对平平施暴时,母亲阿玉出面保护女儿,却遭到侮辱与殴打,情急之下平平误杀了素察。李文杰一家的遭遇得到四邻的同情,他们在隐瞒真相中艰难地活着,而施暴者素察的父母因公众压力变得一无所有,成为一介平民。一次在寺庙的偶遇,素察父亲的忏悔,让李维杰放下了仇恨,投案自首代女受刑。酷爱看犯罪片的李维杰,演绎了一场电影里的故事,也成为了那些犯罪片里的主人公。
 
  生活其实就是一场原汁原味的电影,只是它比电影更加复杂,它不可预测,也不知终点在哪里。
 
  作为犯罪题材的电影,《误杀》向观众抛出了诸多主题:权力、秩序;霸凌、性侵;亲情、谎言;名利、得失;生死、救赎。
 
  故事发生地在泰国,影片人物身份各异,主色调以黄绿为主,带有怀旧感,符合东南亚潮热的气候。参差不齐的街道,映射出社会的不稳定感,故事节奏紧凑且很抓人,镜头语言风格独特,有着强烈冲击力。转场、同期声,同一时空中双线条展开故事,还有具有象征意义的警察身份、寺庙等为理解电影主题埋下伏笔。警察的身份与服饰代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,这股力量如同一只无形的手,在坏警察手里,它是冰冷的、坚硬的,如同一件利器,可以控制甚至占有和剥夺他人的生命财产。寺庙,与内心的救赎紧密相关,也与最后的结尾相映照。
 
  犯罪题材的电影具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,犯罪行为与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、法制、秩序有着必然的联系。面对社会秩序的坍塌、法制的无奈,在绝望黑暗的夜空里,需要升起点点星星(或划过一道光亮),点燃希望,从而打破旧的秩序,重塑新的秩序,让人们看到社会天平的公正。
 
  善与恶只在一念之间,这一念尤如横在生死之间的一道门槛,当你跨入便生不如死。孰善孰恶,谁对谁错,没有了唯一答案。

 
孰是孰非,谁又是受害者 观电影《误杀》
  李维杰、阿玉夫妇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,为了捍卫人格的尊严和生命的权利,转移了素察的尸体,用自己的智力获得了“脱罪”,保护了家人,却一直内心倍受煎熬。素察的母亲用手中的权力,暴力相向,即使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安安也不放过。
 
  在寺庙,两个仇家不期而遇。素察的父亲,当年的警察局长与妻子脱去了警服,他们也成了与李维杰一样的平民百姓。
 
  “我后悔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,对于给你女儿和全家人造成的伤害我深表歉意。”素察的父亲面带愧色。“我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,比起名利和权力,我儿子的生命对我们更珍贵!希望你能放下仇恨。”
 
  “我很抱歉,对你儿子也很抱歉。”李维杰面对素察的父母深深地躬下了身子。
 
  一场误杀,将两个家庭裹挟进来。双方孰赢孰败,并无二致,最终都伤痕累累。
 
  素察的父亲忙于参加市长竞选,对于儿子只有粗暴的训斥,也无暇顾及儿子内心的想法和他在成长过程中思想的盲点。李维杰同样忽视了长女平平正在长大,还有她成长中的苦恼,甚至经历的不幸。正如片尾李维杰的一段旁白说道:我们父女竟然是通过这样一件事,才找回过去的信任和依靠。显然,这样的代价太大了。李维杰付出巨大的代价获得了女儿的信任,他做到了。而素察的父亲呢,他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。现实中的我们,是否也只有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会明白呢?
 
  《误杀》通过人物之间的心理较量,一步步推进情节。一方拥有社会权力,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;另一方是社会普通人群,一家四口以经营网络器材的小店维生。人物之间社会地位和力量的悬殊,给观众极大的期待。同时,让一场弱势群体与强悍权贵之间的角逐就此展开。
 
  最震撼和打动人心的两个镜头:两位母亲之间的相视对峙和小女孩安安的无奈。
 
  以自己20多年的警察职业敏感,素察的母亲认定儿子就是被李维杰他们所杀,她竭力想知道真相和儿子的掩埋之处。
 
  “为了自己的孩子,我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!”素察的母亲两眼滴血、怒目逼视道。
 
  李维杰的妻子阿玉:“有的孩子是孩子,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!”
 
  孰是孰非?两位母亲的对峙,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。在此,她们都是母亲。
 
  “对不起,爸爸……”小女孩安安在残酷现实中最后妥协,说出了真相,她面对家人感到无奈和歉意。安安不愿让父母和姐姐遭受殴打,也无法面对成人社会里的威逼利诱和恐吓,人类最自然、真实的情感流淌在一颗童稚的心里。
 
  一件事情,我们站在不同的视角,会持有不同的立场。《误杀》通过人物之间心理较量与变化,让影片极具张力,给观众更多的视角去解读和理解。它让我们去探寻究竟谁是受害者、孰是孰非?这并非单线的一元思维能够回答,而需要观众多线多元的思维去考量。
 
  影片结局,导演让其升华,略显矫情,但可以看出,导演之前也多次做过铺垫,李维杰多次拜谒僧人,而僧人前后两次的不同表现,也许正应了那句“相由心生”,僧人看到了李维杰内心的不安。也自然就有了那场寺庙仇人相见,促使李维杰之后自首替女承担罪名,实现了灵魂的救赎,获得了内心的安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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